安迪-鲁伊兹：和阿瑞奥拉打，我不会超过255磅

内容摘要：　其次，我们也告别这一极端形式的变形，如1949年之后发生在大陆的政治运动和它所采取的群众专政、心灵专政等形式。

其次，我们也告别这一极端形式的变形，如1949年之后发生在大陆的政治运动和它所采取的群众专政、心灵专政等形式。

这里所说的发现，是指时代性、集体性的发现，即作为一个时代集体地肯定人的价值的时候，也集体地肯定了妇女和儿童的个体绝对价值。其所以成熟，第一，已把中国作为天下的一部份，即世界诸国家中的一个国家。

我们对两极性的批评都有心理准备。但也因为战争失败的耻辱，使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完成了一个重大发现，即发现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强国（而是弱国），而且开始了百年来第一轮痛切的反省，即开始寻找弱的原因。是以为了政治统一、文化凝集，正常的民族主义仍是当代不可或缺的立国支柱。但要实现富强梦，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程。但是，人又可以自我超越，文学创作就是作家主体对艺术的超越性把握，包括对超越时代的普遍人性的把握。

⑤要挽救国家危亡，寻求强国之道，关键在于国民。1919年，他又发表《我的儿子》，攻击孝道，警告父母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望儿子报恩。也就是说公德是个人与社群关系的道德，私德是个人求自身品性的完善。

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把道德归结为美德，带有德性伦理学的色彩，因为公德指向公共生活，私德关注个人品质，后者是德性论，前者是规范论。而事实上德育对于救世救国更具根本性意义。于是，他提出今天的历史处境已经根本改变，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为了中国的生存发展，需要一种新道德，以团结国人，改善、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不仅把公德看成私德的推广，而且把新道德在道德革命的问题上也做了改写。

而行道德，即道德的实际实践，则应根据社会习俗、文化、制度的不同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近代中国的转变时期，就是应当主要依据于中国的传统进行德育教育。另一个意义就是要学习采纳本来所没有的新道德而使其纳新、开新、更新之，两者要兼备。

因而，个人所没有的德性，也不可能成为团体共有的德性，就好像一个盲人组成的团体不可能有视觉明亮的德性一样。在他看来，近代德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以智育代替德育,把救国的重点放在智育之上。但梁启超以爱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出发点，把个人对群体的自觉义务，特别是个人对国家的自觉义务，看成公德的核心，这显然反映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受压迫而欲自强的时代要求——救亡图存。他在《新民说》第5节论公德就开始全面论述关于私德与公德的理解和认识。

但是这些讲法都没有梁启超后来在日本时写的《新民说》那么系统、雄辩，影响巨大。和作用相对的是本体，从本体来说，公德是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德性。从《新民说》最后完成的整体来看，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是同样重视和肯定的。所以就公德而言，道德是随历史的演化而变化、发展、进步的。

他认为，西方道德的根源，起于宗教制裁、法律制裁、社会制裁，这三者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建立不起来。梁启超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研究梁启超现有的国内外论著，都是讨论《新民说》前期论公德的思想，把论公德作为梁启超道德伦理思想走向近代和批评传统思想道德的政革，而很少有学者顾及《新民说》后期所写的内容。这种深刻性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后来五四运动的新学者所不及的。

其前言首曰：鄙人关于德育之意见，前所作《论公德》、《论私德》两篇既已略具，本书即演前文宗旨，从事编述。他晚期所写的《私德说》，和前期所写的《公德说》，共同体现了他的道德思考，补充了公德说的基础，揭示了他的思想贡献，以及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合理途径。黄遵宪这一时期与梁启超信件往来较多，对梁启超影响较大，但梁启超并没有按黄氏所劝去编著德育教科书，而是作了《德育鉴》这样的传统德育书。梁启超可以说是承继了严复这些人的思想，他从《新民丛报》伊开办，就公开他的宗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他明确指出，新民之新字包含有二义：一个意义是说，要锻炼激发本有的德性而使其日新之、自新之。论私德是梁启超1903年秋天从美洲回来，整体思想发生转变的时期所写的。

关于这个时期他的道德思想的提出，主体上显示了他对公德-私德互补论的一种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深刻性。他自认为是当时新学中重视提倡德育的人。

1903年春，梁氏应美洲保皇党之邀，游历加拿大、美国各地，广泛接触了保皇党、革命党人士，10月启程返回亚洲。所以他认为中国古代太注重身的人难免对群有忽视。

1903年梁启超的美洲之行，因看到新党的腐化，深为不满，最后导致了他思想的转变。梁启超在《论私德》中所说的道德，显然并非专指公德，而是主要指私德。

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今天社会在公德建设方面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私德有大缺点所造成的。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就实际来说，此书主要是申演《论私德》的宗旨而编成的，应无疑义。

《新民说》以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开宗明义。梁启超认为束身寡过属于私德，但是人民不知道什么是公德，不知道什么是个人对群体的义务。

因而，《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新文化运动发起的十年前，便已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不过，在有些地方梁启超并未区分私德和公德，如他说以道德革命发展新道德，以抵御西方物质文明的泛滥，以免于人人陷于禽兽，这里所说的德就应该不仅仅是指公德而言了。

他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根本所在。传统儒家的体现形态本身就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

因此，《新民说》中对私德的讨论，并不是书斋中的思考得到的结论，而是梁启超在这一年多中对政治领域所见所闻的心得所引发的，这些思考比较周全地处理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虽然也有两个方面，但主导的方向是要提倡公德的，这是新民的主要方向。梁启超指出，儒学思想史的学习，西方伦理学史的学习，虽然其中包括了很多深刻的道德理论思考，述及众多的伦理学派别，但此类学习与科学的学习相同，只是增益了人的知识，并不能直接增进道德。近代西方思想对个人和社会之道德的区分，始见于边沁对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此后密尔在其《论自由》中特别区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

新民主要就是用新道德启蒙人民，而新道德主要是爱国、爱群、爱真理等公德。翌年到香港开保皇大会，2月末由香港至上海，3月复返日本。

这种新道德所指的主要是公德，故说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同时他对先前所持的新道德主张也进行反省，认为新道德只是理想，不是当下能够实践的。

又如唐才常主张的新其政必新其民，维新包含的一个方面就是新民。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